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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风与大国

      国有威仪,家有家风,自古亦然。

      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,都说盛世清明,国家的影响日益强大,领导者的威望不断攀升,国力也在世界的排名中靠前。所谓大国威仪,盛世风华,清明气象,为众所热议,并非是自我的标榜和陶醉。那么,在这政通人和、清明盛世的新时代,谈论大国家风,从家风看国事,从家庭风气说到世道人心,很有现实意义。

      家国意识,民心向背,风范礼仪,不是小事,关乎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的精神走向,甚至于社会进步的程度与高度。万物皆有本,大如治国,小如持家;大如文明国粹之传承,小如家风品行之涵养,都是源自有故。古语有言,高台,起于土丘,巨大,必是细小构成;反之,千里之堤,溃于蚁穴,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。所以,作为偌大社会的小小细胞,家庭的风气,家庭的教养,小则是家传代继,香火赓续,大则是国之兴废,民族盛衰之要。风与气,字面意思是一种自然现象,流动而变化,一种无味、无色、无形的东西;然而,之于一个国家,一个社会,其风习,是德行,是教化,是传统,更是立身固本的必需。要而言之,家庭的风气,是社会进步的晴雨表,引申为一种引领和传承,凝聚为一种精神的脉流和情感道德的教化,似不为过。

      风气,之于社会家庭,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积淀和人生的修为。家风,传承着精神,涵养着德行。优良的家风,是美德的积淀,是善良和诚信的传承。儒家倡导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无论作何种解释,但是家风德行的培养,修身立志是其基本内涵。中华传统美德尊崇的是,做人德善为先,待人诚信为先,行事勤俭为先。这里,首先是做人,是修身,是诚实和信守。祖先老辈人,视家风、家教、家训为立家行事之本,修身齐家治国,他们的人生理想寄予着点点滴滴的个人行为修养,身心言行的修为。不以善小而不为,不以恶小而为之。人的出生无法选择,而后天修养,是成就德行修为的关键。无论王子贵胄,还是庶民百姓,在做人行事方面,从最为起始的家风德行上,开始了漫长的人生之旅。悠悠中华民族,泱泱史书典籍,记载着无数仁者贤达的家风家训,但诚实和善良是有关家风美德的书籍中的主题。“孟母三迁”“曾子杀猪教子”等故事,至今在诸多国学课本中收录。作为系统性的家风、家训的文字,有明末的《朱子家训》,近世的曾国藩的家书,现代的有鲁迅“关于我们怎样做父亲”的质询,傅雷的家书,以及丰子恺的教子漫画,这些至今为人们传颂。注重人之初始的启蒙教育,从家庭角度,述说家道风气对于后代晚辈成长的重要,修身养性,立言立心,方成良才,可堪重任,于人生有用,于社会也有益。

      其实,现如今,人们对于家庭风气的重视,不只是教育方面,或望子成龙的思想所致,也寄托着对当下传统精神缺失,人文精神淡漠,社会价值体系失范的一种忧虑,特别是官场腐败,个别“官二代”们不良,某些富豪大款的不堪等丑恶孳生,反腐高压态势下,不断揭露的各种“老虎”“苍蝇”的恶行,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道德及官场人士品行的重视。所以,普通百姓反映强烈的是呼唤重视家庭风习的建立,呼唤传统美德的回归,呼吁深挖社会的腐败毒瘤。这无疑是一种美好而善良的愿望。而从家风德行的培养建设的另一角度来看,我以为,不能忽视时下对于公职人员、政务人士基本的“家风”德行的教育和约束。当下时兴的一个词是顶层设计,家风德行,也要有这样的规范和设计,也就是说,手握重权的官场人士们,自上而下身先士卒的修为,更为重要和迫切。不是说,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吗,在这个家庭中,位高位权重者,担负着引领社会精神,整肃社会风习,振纲纪、明纪律的责任。家庭的风气,放大点说,就是大国家风,就是领导者们的自我形象,就是执政者的德、言、行、能,上面的自我形象的如何,浩然正气的建立,至关重要,甚至于是最为主要。高位者如薄熙来、令计划等腐败分子的出现,影响极为恶劣,也表明从自身肌体建设的角度,检讨体制的漏洞,十分重要。

      风气,不只是个体家庭的,风气,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层面,如同广袤旷野中的风,其流动性、随意性、穿透性,其振幅和流量,都是大于角落和边角的。“天地之气,溥畅而至,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。”当年,宋玉与楚王所议的“大王之风”,虽不可类比为其风有高下官民之分,却可以认为,高台大风的威力与影响是决然不可忽视的。那么,我们有理由说,大国家风,应当是一种清明之风、罡风正气。从局部到全部,由上而下,其势能和影响才能形成,或许眼界高远一些,思考深厚一些,上下都有担当,找寻到关键所在,才对得起这个火热的时代,这个清明之世。

     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要重视家庭建设,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;尤其各级领导干部,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,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。总书记的讲话切中时弊,令人警省。稍稍“过滤”一下近年落马的“老虎”,既有“贪腐齐上阵的父子兵”,又有“弄权又弄钱的夫妻店”,还有“敛财总动员的全家腐”……诸如此类的贪腐案件,无不验证着不正家风所带来的废职亡家的严重后果。

      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的建设和传承。古人云,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,可见把家管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在治家方面,明代后期曾任宝坻知县的袁黄堪称典范。袁黄官位不高,但勤政爱民,治绩显著,被时人赞为“吾邑二百年来所未有之良牧也”。值得称道的是,袁黄律己极严、治家有方,立下了清正、和睦、向善的良好家风。他是“功过格”的积极实践者,同其妻子把每天的事情都记入《治心编》,随时检讨和改正自己的过失;袁黄在县衙空地“皆令种蔬,尽足供给,且不使家人辈无事而食,长其游惰”。袁黄老来得子,但宠而不溺,并专门写下诫子文,也就是广泛流传、影响深远的《了凡四训》,告诫其要发耻心、发畏心、发勇心,“上思报国之恩,下思造家之福,外思济人之急,内思闲己之邪”。后其子出仕为官,亦卓有政声。

      新时期,我们党有许多先进典型,都是严于持家的模范。焦裕禄给儿女留下了“带头艰苦、不搞特殊”“工作上向先进看齐、生活条件跟差的比”的家训;杨善洲身为地委书记,他的家人却一直生活在农村,过着与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……

党员干部的家风,是反映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“窗口”,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“晴雨表”。群众不仅关心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是否廉洁自律,更注意其配偶子女等在社会上的言行举止。如果领导干部的亲属中有人违法乱纪,不仅影响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形象和威信,更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。

      孔子云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。领导干部既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骨干,也是家庭和家族的表率,必须自重、自省、自警,多一些手握戒尺、心存敬畏的自觉,做到家里家外一个样,台上台下一个样,八小时外和八小时内一个样。“正家风”须严管家人。“严是爱,宽是害”。领导干部须时刻铭记“一人不廉,全家不圆”的道理,正确对待亲情,做到关爱不溺爱、善待不纵容。“正家风”须公私分明。“政在去私,私不去则公道亡。”领导干部须以“国计已推肝胆许,家财不为子孙谋”的高风亮节厘清亲情与权力的边界,把握好公与私、情与理的尺度,做到手握公权洁身自好、大公无私、公而忘私,真正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,切实让公权得之于民、用之于民、服务于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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